陈鲁豫的电影沙发（lyyy_scndgs）
6月17日，电影《但愿人长久》在全国艺联院线公映。这是导演秦天的电影首作。影片于2021年6月开机，2022年1月杀青，从他的摄影机走向大银幕，用时四年。电影上映后，各种声音不绝于耳。秦天理解，每部电影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好与不好都是现实的一部分。拍摄第一部电影，他不在乎每一条是否完美，只想拍到他必须要拍的。他知道，这部作品一定会有“弹孔”，但更希望观众能看见，那些没有被子弹击中的地方。采访、文｜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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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
展开剩余96%2023年7月，西宁。一间书店里，秦天与在场记者和影迷分享拍电影的事。一天前，他的长片首作《但愿人长久》刚在FIRST青年电影展全球首映。今天是返场谈，他穿着半袖衬衫和工装短裤出席。活动结束后，一些工作伙伴提醒他，在返场谈这种场合，着装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监制语气相对委婉，问他，你不喜欢穿长裤是吗？
一天，他走在路上被陌生人认出，闲聊几句发现对方根本没看过他的电影。那你怎么知道是我？他诧异。后来有记者告诉他，我们其实没人知道你是谁，在网上也找不到你的信息，锁定你的方式就是“大裤衩”。
——《但愿人长久》的导演是谁？
——长发那个。
——西宁满大街都是长发。
——大裤衩。
2023年8月，北京。记者约他在茶馆见。急雨夹着冰雹砸向地面，空气湿闷。秦天走到楼下，买了一个汉堡，工作一天，还没来得及吃晚饭。他依然穿着标志性的短裤。只是此刻，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已经多了一个：第17届FIRST最佳剧情长片获奖导演。
茶馆内，秦天坐在记者对面，头顶悬着一盏灯——巨大、雪亮、不近人情。谈话间，他滴了几次眼药水——长期看屏幕导致双眼畏光。他管这叫“业余病”——不能说“职业病”，因为我不是职业的。对于“导演”这一称谓，他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提到，也会加上前缀：业余的。似乎让他说出“职业导演”这四个字，如同逼着他在夏天里套上一条长裤——我爱运动，从小搞体育的，腿特别粗，穿长裤总觉得很束缚。
曾有人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拍第二部？他回答，剧本还在写。无法给出具体时间。拍电影，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后，他还没来得及想。是不是必须要拍？是不是必须现在拍？不确定。
秦天不是科班导演。成为导演之前，他只是一个影迷，大学期间每天看两三部电影，类型题材不限。电影让他与世界建立联结，认识到人的各种形态、地域空间的各种状态，了解历史、经济、文化、政治。后来他阅读了许多电影类书籍，逐渐明白一部电影从创作到制作的过程，萌生出拍电影的念头。
他自小与影视行业结缘。小学一年级，成都少年宫成立了语言表演班，在各个学校发传单进行招生海选。那一年参加海选的小朋友大概有2000多个，最终录取15个，他是其中之一。10岁以前，他做过小演员，参与过一些影视拍摄。
秦天（左三）参与影视拍摄
小学到初中阶段，他在四川电视台一档少儿栏目做主持人，读高中后学业繁忙，不再是常驻主持，偶尔回到电视台客串一下。他察觉到，那段主持经历似乎让他生出另外一个人格——擅长表达，但表达方式被设置成了某种标准和样子。
他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人格，觉得那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意摆脱，尝试在各种场合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大学期间，有几次他被电视台邀请回去录节目，讨论话题大多与年轻人有关，他觉得是时候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了。几期节目录完，前辈们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秦天长大了。此后再未找过他。
步入社会之后，随着年纪和阅历上长，他发现自己不能丢掉“小小主持人人格”，这个人格可以帮助他在某些特定时刻快速消除天性里的慢热。在FIRST获奖之后，交流成本增加太多，偶尔，他会拿出小小主持人的人格迅速解决战斗。
高考前，他坐着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从成都前往北京，参加清华、北大、北师大三所学校的艺术加分考核，北师大戏剧表演和舞蹈专业考了全国第一，北大考了男生组第二，清华考了第四。回成都参加高考，他以为自己去北京上大学这事儿十拿九稳，结果语文考试当天发生了高中生涯从未出现过的状况——做选择题时感觉大脑一片模糊，看不见答案，手里的笔仿佛由另外一个人握着。那一年，他的语文选择题错了24分，这24分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他曾想过去读其他艺术院校，向小时候少年宫的两位艺术启蒙老师咨询建议，两位老师疯狂摇头，跟他说，如果你真的热爱艺术，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都回得来，但学了艺术就出不去了，还是选一个吃得上饭的专业吧。他听从老师的建议，报考了西南财经大学，但十分确定自己将来不会做这行。
毕业之后，他有过一段散漫的打杂时光——做过线下活动和婚礼主持人，从几百块一场做到几千块一场；在医疗器材行业干过销售，辗转于成都各大茶楼向人推销设备；去过一家幼儿培训机构给小朋友上课，从天文地理讲到自然科学；寒暑假当过少儿网球陪练，一小时三十几块钱；去游泳馆当过救生员，每天坐在1米9的观察椅上，看泳池里的人从一头游到另一头；开过一个烧烤铺，自己弄辆小车天天进货，每日流水上千；有两年春节他还去跑野车，透过后视镜观察形形色色的乘客，碰见能聊的就聊两句，不愿意聊天的他就随意脑补，给人物塞故事，在心里画肖象。
那几年，他干一行换一行，赚进口袋里的钱不多不少，每次都刚好帮他度过一个又一个不向家里开口也能活过当下的阶段。他从未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会成功，也没想过自己要做的事会失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拍电影，我可以做任何能够靠近“拍电影”的工作。
那几年，他一直混迹人群，观察人群。有时会想，如果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如果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呈现在一部电影里，会不会不够创新、不够个性、不够戏剧？可如果这些人相遇就是会发生这件事，又为什么不能让它发生？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电影不仅仅是给别人看他们没看过的，电影也可以呈现那些已经被看过千次万次的日常——重要的不是情节本身，而是讲述它的口吻。过往那些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时的有利素材。他不瞎编，人物都是真的——他们没有概率遇到一块儿吗？至少在我的创作里，这些人就遇到一块儿了。
有一次，他看到李安导演的一个采访。李安说，每次拍电影都像是一种召唤，不是他想拍，而是他发现自己看到的那些东西从来没有人拍过，可能这件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但他觉得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再讲一次。这个采访佐证了秦天内心的想法，给予他一些信心。他从未有过被电影召唤的感觉，只是觉得自己也看得到，也可以拍，至于能拍成什么样，他不知道。
后来他发现，很多他喜欢的导演都提到一个相似观点——一部电影只要有一个细节打动你，这个细节就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一定存在于一个连续有效的叙述里面，所以当一部电影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动你，那就够了。这个观点再次给予秦天信心——我有那么多个真实的样本，还碰不上它们的知己吗？他想试一试，把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掸掸灰，拿给大家看一下，就那么一下。
秦天曾经思考过，要不要去北京或南加州接受科班教育？那时他对于电影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电影学院的教材他都买来读过，从中捕捉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也看到一些与自己认知中相悖的理论。综合考量之后，他决定留在成都，边工作边创作。
2017年，秦天正式以导演身份拍摄第一支广告短片，在此之前，他几乎什么岗位都干过——摄影、录音、后期、道具、制片、副导演。这些经历让他具备了可以独自评估一个项目可行性的能力，也让他更加理解各个岗位的工作，当以导演身份和他们合作时，几乎没有对立面——《但愿人长久》的美术、摄影、执行制片人和后期剪辑，四个人都是他拍摄第一支广告时的工作伙伴。他们了解秦天，知道他如果提出需求绝不是故意刁难，他们会想办法一一实现。
《但愿人长久》在FIRST获奖那天，秦天在台上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我漫步在西宁凉爽的夜晚里，抬头看到深海般郁蓝的天空，就想，这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一直跟身边人吹牛说我要拍电影，之前拿了“特别提及”（FIRST另一单元奖项），是不是证明我们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电影的大门？就在这个瞬间，我撞到了一个石墩子，腿上鼓起一个大包，旁边人说，可能电影的大门也不是那么好进吧。但路还是要走下去的。
后来很多人以为，他那句“迈进电影的大门”是指通过一块敲门砖跨进电影圈，秦天有些费解——我只是在说电影本身，一群没有拍过电影的人拍了一部电影，此刻站在这里被专业人士肯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电影更近一步了？我只想表达这个意思。
事实上，他讨厌任何圈子。由于母亲是医生，他很小就知道一个词：体外循环。他一直觉得，自己当初没有接受科班教育，没有进入到电影学院学习，选择留在成都拍广告，做了很多工作，努力的，不是活下来这件事，而是在保持一种对电影的“体外循环”。
体外循环是个孤单的过程，他时常在内心与喜欢的导演“对话”，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台词为什么要这样说？角色为什么要这样站？画面为什么要这样拍？像个莽撞小孩，在他们的电影和采访中一遍遍寻找答案。有时可以听见很明确的回复，有时答案很模糊。他们的作品指引着他，一步步抵达自己的方向。
拿奖之后，秦天觉得电影圈确实打开了一扇门，可以有更多机会从事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但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当初为什么要拍电影，知道哪些机会该抓住，哪些机会必须放弃。他不确定未来是否仍会坚守“体外循环”，至少目前，没有任何做职业导演的想法。
他只想不断地发问，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寻找。
最好的时光
2023年10月，成都。秦天带记者去了几处电影中出现过的场景，并提议可以乘坐快速公交。《但愿人长久》里有场戏，夏小芒和蒋爱一起乘坐快速公交去财富课堂，这是成都人常见的出行方式。
公交车沿着二环高架环线运行，有自己的专属车道，无论城市多么拥堵，它都丝毫不受影响。每次乘坐快速公交行驶在二环高架上，秦天都有一种在半空中行舟的感觉。尤其是高峰时段，桥下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唯有这辆快速公交，载着一车人静悄悄地前行，隔绝一切喧嚣繁闹。高架桥两侧的楼房连绵不绝，如山一般不断划向身后，这种时刻，他总有种感觉：轻舟已过万重山。
秦天读大学时，成都还没有建设二环高架，那时他从家去学校要用近两小时。如果是现在，可能40分钟就到了。这些年城市一直修修补补，从未停止，快速公交环行于西南东北各个方向，驶过富贵，穿过穷苦，见证着成都新与旧的交替，蔓延在高架桥两侧墙上的植物，也在一片钢筋水泥中不断舒展，渐渐生长出这座城市的血脉。
他喜欢乘坐快速公交感受城市的变化，从最早一班到最晚一班，从高峰时段到无人时段，从工作日到周末，没有方向，漫无目的。偶尔会驻足于某一站，在站台上观望那些上下车的人，他们不同年纪，不同穿着，不同职业，不同姿态。他不知道这些人来自哪里，但此刻他们都生活在这里，他们的面貌拼接出成都的样子。时光恍惚如梦，人们口中荒芜又颠倒的一生，正从他熟悉的城市里慢慢醒来。
下车后，他带记者来到光华村街，这里是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所在地。刚上大学那会儿，学校附近没有商场，只有一家桌球室，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出去打几杆台球，算是当时唯一的娱乐项目。以前这条街上有家饭店叫光华牛肉馆，食物好吃不贵，学院里有什么大小事都会来这儿聚餐，毕业之后，同学们也偶尔聚在光华牛肉馆吃顿午饭。如今这家店已经关掉，如果它还在的话，电影中夏婵和康桂珍吃饭的场景，或许就会出现在这里。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很多门店改头换面，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不毛之地高楼林立，乌托邦里灯红酒绿，光华村早已不是昔日光景。穿过一条街，他带记者来到沈妈砂锅。《但愿人长久》里，夏婵和康桂珍吃饭那场戏就是在这里拍的。砂锅店位于西南财大后街，门口摆着六个灶台同时生火煮锅。电影中，夏婵与母亲康桂珍多年后重逢，两人坐在靠近门边的一张小桌，夏婵看向门外的围墙，对康桂珍说，墙的另一边就是大学，她刚到成都时经常来这儿吃饭，就想看看大学生到底是什么样。门外炉火烧得通红，桌子另一端的母亲沉默不语。
大学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秦天记得，上大学那会儿，班上只有三个同学是成都本地的，其他同学都来自不同省份，天南海北，一个班的人几乎可以凑成一张中国地图。有些人的老家离成都太远，坐火车往返一次就要花掉将近一礼拜的时间，春节期间就不回家，待在宿舍，大年三十晚上聚在学校食堂里一起看春晚。秦天想象他们围坐在一起看春晚的场景，这个场景在他脑海中出现过许多次，像是一个视觉经验，可事实上他从未亲历过。我应该在某一年去亲眼目睹这个场景的，可是没有。想到这儿，他有些唏嘘。
大学时期，秦天很少回家，多数时间都跟同学混在一起。他天生自来卷，皮肤黝黑，五官深邃，很多同学一开始不知道他是成都的，以为他是哪个地区来的少数民族。那时他每天都去上课，却永远在课上看杂志和小说。没课的时候混迹于篮球场。别人都是穿着收身的衬衫，笔挺的西裤，戴着金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有他，穿着肥大的衬衫和牛仔裤，顶着一头过肩爆炸卷毛，天天围着篮框转。回到宿舍就看电影，还总拉着大家一起看，他的书桌和床上摆满了电影杂志和相关书籍，没事儿就跟他们说，我要拍电影。同学们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但对他说要拍电影这事儿，从不质疑。
秦天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经常结伴出去吃吃喝喝，除了光华牛肉店，沈妈砂锅也是他们常去吃饭的地方，被他称为第二食堂。读书时大家日子过得比较节俭，每次来店里吃饭，如果人不多，通常会点一个荤锅两个素锅，价格相对便宜些。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很难再像从前那样经常聚一起。但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无论是谁，每次回到成都，如果只有一顿饭的时间，基本都会说，去吃沈妈砂锅。每次回到这家店里吃饭，他们都会把其中一个素锅换成荤的，像是某种宣告——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现在挣工资了。
秦天察觉到，每次来到这家店，他回想过往的那种本能都在衰减。此刻，他坐在这里，砂锅店门口那一排灶台、桌子的结构，几乎还和从前一样，砂锅的味道也没有太大变化。一个理性的声音告诉他：你曾经跟这儿有着紧密的联结。然而他环视四周，却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来客。只有看到炉灶上和二十年前一样猛烈跳动的火苗时，记忆深处的画面才会一点一点重燃。
他记得那时沈妈有个儿子，长得特帅，班上很多女同学都打听那男孩有没有女朋友。后来沈妈的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那女孩也经常来店里一起帮忙。再到后来，女孩怀孕了，沈妈的儿子和那女孩再没出现过，店里只剩下沈妈自己。又过了一段时间，沈妈也没再出现。秦天不清楚，如今店里负责营业的几位孃孃是不是沈家人，他从来没问过，也不打算问——我怕她们说不是，如果说是，我也觉得差点意思。
就让悬念留在那里吧，他想，有些事情不必知道答案。
但愿人长久
三十岁以前，他根本不在乎冲突，甚至一天不发生冲突都浑身难受。三十岁之后，他的个性越来越平和——争论、夸奖、批评，一切都变得轻飘飘。生活中任何能释放欣喜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都会让他知足。那种感受很像卡夫卡写的短篇《凭窗闲眺》，轻盈又美满。
今天清早，天灰蒙蒙的，但是，现在走到窗前，就会大吃一惊，把脸颊贴在窗户的把手上。窗户下面，显然已在下沉的太阳的光辉照在纯真的女孩脸上，她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还看见后面的男人的影子，他从她身后匆匆走来。接着，男人走了过去，女孩脸上无比明亮。 卡夫卡《凭窗闲眺》如果一天当中，他也能有这样一个视角，这一天就会变得很知足，很欣喜，很能抵御其他问题。有一阵周末午后，他经常上街寻找这种感觉——拿着相机记录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亲，看看自己能遇到多少。不多，每看到一个，他会仔细观察年轻父亲脸上的表情，有时看到喜悦，有时看到被周遭注目的享受。他也喜欢将目光投向那些西装革履、坐在街边长椅上的人，走过去问对方，我可以坐这儿吗？有时收获一些善意，有时收获一些惶恐。
他两眼视力5.3，能把人群看得很细。他将他们一一归类，放进具体的“容器”，观察他们的感受、情感表达、人际关系，从中捕捉典型的时代性。他觉得当下人群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特质，就是疏离。可无论是父辈的讲述，还是通过田野调查和日常观察，他又发现，在任何年代，人和人之间仍存在一种质朴的情感，哪怕极其短暂。他觉得自己正行走在人生的平庸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精彩，人人都在追求奋斗，追求标新立异，反而是在一些更偏远、更小、人更少的地方，更容易返璞归真。
创作《但愿人长久》也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电影讲述了三代女性的故事，描写的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那些背井离乡、不断迁徙，却依然坚持生活在自己平凡世界里的普通人。秦天想呈现一种文化——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一群人的共同生活表现——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说话、怎么相处。
写剧本时，他时常想起那些来自中国各块版图上的大学同学。他们带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智慧，简单质朴的情感，让那时的他意识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让他开始对社会、对环境、对人群充满好奇，翻资料、做调查，想要找到更多自己曾经忽视的东西。写出文学本的时候，他忽然有种感受——以前一直觉得，我没有出去念书，老是“欠一点儿”，现在很感谢大学，我不是出走的那个人，却有这么多的人为我带来整个世界的讯息。
毕业十周年时，秦天和同学组织了一场聚会。他定制了十周年纪念帽衫，上面印着一行字：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2003-2007。那是2017年，他刚开始做广告导演。聚会当天，每个人都上台汇报了自己这十年的状况，像当年新生报到时做自我介绍一样。有人说，我已经生老二了。有人说，我婚姻失败了。有人说，我之前在做床上用品，后来又回到金融行业，现在过得还行。轮到秦天，他走上台说，我还是要拍电影，只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拍出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大家是爱我的吧，所以不要担心，我现在很平稳，没有太多困扰，我会继续拍电影的。
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酒。第二天，一些人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继续上班，剩下不着急走的接着喝酒。所有人都喝大了，最后晕晕乎乎地道别，和当年毕业散场时一样，好像什么事儿都没交代清楚，就已经稀里糊涂地走出那扇门，踏上各自的人生旅途。
2019年，秦天脑海中出现一个故事，关于一对双胞胎之间不同的人生际遇。他开始勾勒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2020年初，《但愿人长久》文学本完成。他又用了九天左右将文学本写成110场的分场剧本。
2021年6月，电影正式开机。戏里的人物从夏走到冬，秦天选择顺拍，剧组先用一个多月时间在成都拍完夏天的戏。三个多月后，他们又移至广元拍完冬天的戏。等待的三个多月里，小演员的父母有些着急，给选角导演打电话——夏小芒变胖了，尔思长高了。选角导演转述给秦天，他并不在意——我做的电影时间跟现实时间是吻合的，希望她们有变化，胖一点、高一点更好，她们自己会更相信角色，观众也会更相信。
2022年1月，电影杀青。两天后就是春节，所有人回家过年，秦天跟家人过完年三十后，第二天一早起床就去到工作室剪片子，从初一剪到初七。等所有人回来上班后，220分钟的初剪已完成。
2023年7月，他带着183分钟的成片去西宁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影片最终获得FIRST最佳剧情长片奖。当天的颁奖嘉宾是陈冲和姚晨。秦天领完奖后，和她们一同退场。去往休息室还有一段路，他跟她们走在一起，觉得是个机会，可以向两位前辈请教。姚晨离他比较近，他就问姚晨，您能不能给这部片子提个意见。姚晨停下来，对他说——我不喜欢结尾。这么苍凉的人性底色你都表达了，为什么到最后给一个这么美好的结尾？为什么你不再大胆一点，不再勇敢一些？
后来，秦天与记者聊起结尾的处理，觉得自己可能是受到侯孝贤导演的影响。他记得侯孝贤导演在一次采访里说过，拍电影就是拍人，拍完人之后，要给看的人一点点希望。在秦天看来，展现人性的残酷或美好，只是创作者的个人选择。《但愿人长久》留下很多悬念，最终也没交代人物结局，观众可以想象她们未来的人生，是好是坏都有可能。但保留一点希望和一丝美好，是他作为创作者的选择。
电影获奖之后，一些同学将相关报道转发到班级群，有人开始回忆学生时代的往事，有人说那会儿我就知道他有今天，有人发了很长一段话感叹，谁说理想不重要，坚持是有意义的。群里聊着和他相关的话题，却没有人和他交流，大家都在各说各的，像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偶尔，他会发个表情，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他心里，这些同学是相信他能拍电影的那群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每天与数字打交道，对世界的理解朴素又直接，是绝对理性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他大学时期说出“我要拍电影”时，没有谁质疑他痴人说梦。他的出现或许对他们来说过于浪漫，但他们相信，生命中必须要有这种浪漫。
秦天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爱。对他来说，拍有爱的电影很重要。《但愿人长久》呈现的是一种普世情感。此前他还写过几个剧本，都是关于“艰难地活下去”，有时也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又要拍这样的故事？他想，可能是因为自己确实真切地感受过那些友善、支援、无我、奉献。他深知人类的恶没有下限——自私、黑暗、无耻、不堪。反而更想记录人性美好的一面。
电影能改变什么吗？他不知道，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已经渐渐对描写极端事件和个性的题材失去兴趣。如果有一天，这世界只能留下一部电影给他看，他大概会选择北野武《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部电影让他看到自己，看到爱，看到滚烫的人生，看到生命必须在热爱中消亡——或璀璨，或永恒。它是如此苍凉，却又如此抚慰人心。
如果生而为人，必须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继续在循环往复的历史中苟延残喘，他想，唯一能支撑自己对生命保有热情的东西，就是“爱”。
如果一部作品可以有一点点“导演在场”，《但愿人长久》的结尾，就是他出场的时刻。
漫长的中场休息
又是一年夏天。
2024年8月，秦天带着两个朋友去湖上划船。一个是《漫漫长日》导演王子川，一个是《苍山》导演张帆。船划到湖中央，秦天跳进二十米的湖里。跳完后张帆说，我相信你做过救生员了。王子川和张帆问秦天，如果我俩都落水了你先救谁？秦天说，谁先拍第二部，救谁，好歹也是为了中国电影。
《但愿人长久》仍在排队等待技审。他希望今年可以做完与这部电影相关的事。今年计划了很多事，还有五分之三没有实现。他想去陵水待一阵子，车票看了一个多月，一直被其他琐事拖着，迟迟未能动身。
心情起起伏伏，有时候精神百倍，有时候绝望沮丧。偶尔失落时，他会翻出多年前参与拍摄的一部短片看看。那是2015年，他和同事去花莲拍了一部关于张震岳的纪录短片《孤独星球的音乐孩子》。那几年他常去台湾，有时是去工作，有时是去放空。花莲和垦丁是他最爱的两个地方，每次一落地台北松山机场，立马坐上开往南部的车。
以前，家人常向他“炫耀”他们小时候生活的年代。母亲儿时住在地方大院，左邻右舍都是熟人，大家经常串门，夜不闭户。自行车不用锁。口渴了向路上卖梨子的老人讨一个解渴，老人也不会收钱。那时人与人之间，信任是常态。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在南部，他好像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样子。
他住的民宿也不锁门。那段时间，他租了一辆机车，每天在海岛南部的阳光里独行，锁车时被当地人笑，一个大伯说：在这边什么都可以丢，机车不会丢，人人都有机车。他常去冲浪，觉得自己上辈子是条大鱼。有一天夕阳下山，他泡在太平洋里，从水平面上看红日，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这一生，停在这一刻，也不错。
2024年11月，秦天收到消息，《但愿人长久》审查通过。影片时长已经缩减为172分钟，具体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人愿意发行，仍然未知。一时半会儿上不了，他想，电影市场已经进入冰河期，只能努力地按部就班。过审，多少也是往前走了一步。
他终于动身前往陵水。在西岛观看了龙舟比赛，下海游泳、冲浪。吃了很多海鲜。身体出现了异常反应。那是一个午后，他独自驾车去机场。开车前，他跟家人发生了一点不愉快。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一种异样的感觉忽然从下半身传来，漫射至头部——发麻、缺氧、胃疼、头晕。他感觉自己快要昏厥了，看着后视镜，迅速思考如何将汽车安全变道后刹车，避免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有一瞬间，他的脑子里飘过一个念头——我还有好多想拍的电影呢。
一阵僵持之后，异常反应离开。他深呼吸，查阅附近的休息区，发现最近的就是机场，于是将车子降速后继续往机场开，内心祈祷在这段路程中异常反应不会再次出现。他不确定是不是心脏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是心脏问题，以后再也不能运动了怎么办？他想，那只能好好写作了。
几天后，异常反应再次出现，开始频繁发作。他去医院多次检查，把几十页的检测报告拿给医生看，每一次医生都告诉他，你的检查报告没有任何问题。有个医生还开玩笑地说，你41岁，这些医学指标太正常，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秘密。几次检查下来，医生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不要焦虑，放松生活。
他不觉得自己焦虑，顶多算思虑过度。既然身体没问题，那是什么引起的异常反应？他判断，可能是海鲜中毒，开始上网查询相关案例，发现海鲜中毒导致的后果可以很严重——快速衰竭、死亡，一夜之间。于是开始向身边人普及相关知识。他从小在医院长大，一直对健康比较上心，虽然早就知道人生无常，但这次经历让他再次强烈地意识到，人生一直处于失控之中，很多事情即便再关注、维系、努力、保持，也不受控制。他想到了家人——如果那时候，事情往另一个方向发展，我的家人会有多么自责和遗憾。为此，我很抱歉。
身体恢复期间，他的生活进入一种缓慢节奏——偶尔弹琴，阅读轻松的书籍，听古典音乐和学生时代记忆深刻的流行歌，暂停除步行之外的所有日常运动，保持情绪舒缓稳定。状态明显好转一些后，他开始增加适量运动，恢复写作，看需要脑力的书籍，开口谈论。
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但愿人长久》正在对接发行。如今电影市场低迷，他的电影片长很长，不够戏剧，一开始他对上映不抱期待，后来听说审片人觉得可以争取，只是肯定不会在主流商业院线上映，只能看看艺联会不会收片，再不济就以局部点映或联展的方式走进影院。
一种剧烈的东西正在他平静的生活中频繁发生——不太像一种情绪，更像是一种态度，以不断叠加延伸的姿态生长。他对电影环境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但对电影本身又有很多热情。他觉得自己正处在一种高速思考的状态，学习的效率还不错，整体积极——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战斗。可是性格限制了他，只能用一种更为平静的方式来争取和对抗。
曾有人问他，如果一部作品你可以预见它大概率不会被公众看到，还会去拍吗？他说——作为作者，越是在某种不可看的环境中越需要勇敢，只要拍出来，就有机会被看到。困难常常在于资金如何回收，如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就很困难，这种努力和勇敢会被环境拧转为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让人无法好好生活，也越来越难创作。
从去年年底开始，他的身体产生一些莫名的症状。去医院检查，一开始判断可能跟焦虑症有关。一番研究后，又发现症状可能是由鼻炎、长期睡眠障碍或颈椎问题引发的植物神经紊乱，于是开始自我调整。
他感觉自己的心思很久没有休息过了，想为自己强制按下暂停键。他知道，明天不会多么好，也不会那么糟——醒着，动一动，睡着了，做个美梦，一切都是幻觉。
今年年初，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但愿人长久》有可能在艺联上映。朋友说，三位老师都推荐。这个消息实在太新鲜，他有些激动，兴奋的心情远胜于在FIRST拿奖。
四月，他从成都飞往北京，带着电影去北大百年讲堂放映。北大放映之后，很多人说没能有机会进去看，为了满足大家，制片人自掏腰包，又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放映。映后，一位观众和秦天聊电影，一番交流过后，秦天去往机场。第二天，他得知那位观众决定个人出资，为他的电影发行。制片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哭了，说无论如何，也要想尽办法还这个钱。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于忙碌之中，在高强度的节奏里生活，做着与这部电影种种相关的工作。很多朋友都在帮助他推进这部电影的上映进程，也有一些前辈对他坦诚相言——如今电影市场环境低迷，172分钟的电影很难排片。那些细小琐碎的事蔓延在上半年每个阶段。
他一直在作准备——这部电影不会与公众见面的准备。其实从第一天拍电影开始，他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只是当电影被一小部分人看过，又将种种感受反馈给他时，他开始抱有一点期待，希望这部电影能与更多的人见面。电影上映的过程如同坐过山车，每隔一段时间好像获得一点希望，又迅速失去希望，再获得，再失去，就这样在希望与失望的两端反复拉扯。渐渐地，他感到有些麻木。
五月，微信群里有小伙伴发来一条信息：6.17。看到这三个数字，他确认，电影终于定档了。那一刻，一种理性的反应告诉他——你应该高兴。那种感觉与两年前去西宁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时如出一辙，那时他不知道这部电影在影展上的命运如何，是一无所获，还是会给他一个奖，好像都行。现在也一样，公映，还是不公映，全部欣然接受。好在，《但愿人长久》总算得到一个完整的机会——用四年时间从他的摄影机抵达大银幕，被更多人看到。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就像当初从游泳馆、从少儿培训机构、从一份又一份工作中离职一样，这段旅途也可以敲下一个分号了。他知道，这部电影会伴随自己一生，但此刻，就让它暂时谢幕吧——终于可以不用再带着它继续接下去的生命历程。
他松了一口气，感觉像是一个漫长的中场休息。
篮球教他的事
2025年6月，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秦天出现在《但愿人长久》首映礼现场。他顶着新剃的寸头，穿着一身篮球服上台，像个走错场地的球员。
秦天热爱篮球，成都的篮球场几乎都去过。高中时篮球校队选拔，教练对他说，你的位置不缺人，不如去试试踢足球，他点点头走了。高三那年，他和几个被校队刷下来的学生组了一支球队，约校队打比赛，赢下一分。
那场比赛让他确信，进没进入校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抵达目标。没有进入校队，或许反而能生长出一种不被约束的野蛮力量。多年以后，他在球场上遇见当年校队的人，那人已经跑不动了，他不惊讶，只是再次证实，起点高低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要丧失对自己的判断。
他受教于电影，亦受教于篮球。
篮球教会他什么是团队，什么是配合，什么是退让，什么时候传球给伙伴，什么时候自己上。与人合作不用非得喝顿酒，常年打球的经验已经可以帮他作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得分手，能不能接住他传的“球”。有人喜欢配合，有人要当球星。篮球让他融入人群，也帮他鉴别朋友。
他喜欢昌西·比卢普斯，那个2004年带领活塞夺冠的“大心脏”后卫。比卢普斯1997年以探花身份进入NBA，却被五支球队踢来踢去，直到遇见底特律那群“野蛮人”，才终于化身为大心脏杀手，和队友一起捧起冠军奖杯。
秦天忘不了2004年活塞掀翻湖人的比赛，一支赛前没人看好的队伍，最后靠防守拿下总冠军。2005年，他期待活赛能够卫冕。在他看来，球队主教练很像导演，2004年总决赛就是活塞主教练拉里·布朗的电影首作，他希望拉里·布朗和他的球队可以用第二部作品证明他们是有才华的，证明第一部的成功不是运气。
他喜欢用电影的思维感受篮球，也常常将篮球的思维方式代入电影。拍电影就像打比赛，得靠团队协作。对他而言，拍摄《但愿人长久》这样的电影，态度比技术更重要。他希望自己的拍摄团队可以具备多年的马刺特质或是零四零五赛季的活塞特质——彼此信任，有真正的团队精神。
他没法想象和讨厌的人合作，哪怕那人本事再大。可有时也会想：烂笔就写不出好诗吗？他现在只能尽量保持“开放”——不是说什么人都合作，什么片子都拍，而是给予创作自然生长的空间。他手里没有科班那些经得起推敲、战无不胜的方程式，只能顺其自然。比卢普斯说过：No Pain, No Gain. 他觉得这句话不是说努力就会有成功，而是强调“收获”本身的价值。他相信付出一定会有收获，只是收获不等同于现实兑现，也可能是其他方面令你强大的东西。
首映礼结束，秦天和观众一同离场。这些年，篮球和电影像是两位长辈，共同完成了对他的教育。几年前，前叉断裂的时候，他听见篮球对他说——就到这儿吧。
弹孔
电影上映后，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好的。坏的。喜欢的。讨厌的。完全沉浸的。中途离场的。秦天知道，每部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对一些人来说，那些令人不适的地方是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那些打动他们的地方也是真的。对他来说，好与不好都是现实的一部分。拍一部自己觉得好的作品很难，他清楚这部电影什么地方不足，但不遗憾。
《但愿人长久》是边拍边剪。剪辑师白天睡觉，晚上干活。剧组白天拍戏，晚上收工后，秦天立马钻进剪辑房。剪辑师把前一天的拍摄素材按场次顺好放一起给他看，剪辑师先检查一遍指出问题，秦天再看一遍。他清楚自己写的剧本，写完就大概知道拍出来什么样。要确定的东西很简单——单场有没有拍到他想要的，顺场是否有形成后期故事的可能性。工作变得很精确，拍摄过程很顺畅，剧组提前两天杀青，中间没有补拍重拍。
只有一次例外——拍摄片尾夏婵在雪中读信那场戏。那天雪景很美，杀青后大家高兴收工。第二天早上，秦天一睁眼，看见山湖之间大雾弥漫。他说，我们把昨天那场戏再拍一遍。所有人懵了。演员问他，昨天的戏有问题？他说，不是昨天的戏有什么问题，是今早起来，老天告诉我们，昨天拍的不对——昨天我们全部陷入美景当中，忘了这场戏不该那么美。于是工作人员重新架机器，拍到下午1点再次收工。
《但愿人长久》里很多镜头基本一条过。演员徐海鹏拍了几天之后，对秦天说，导演，我们可以再保一条。秦天说，不用保，我要的都有了。徐海鹏说，可是还有一点不完美。秦天说，我第一部的目标不是完美，是拍到我必须要拍的，完美留到下一部吧。
两年前，他在成都一家酒吧和记者聊天时，曾点过一杯酒叫“纸飞机”。当时他看着夹在酒杯上的纸飞机，向记者抛出一个问题：二战时有一架飞机，满身的弹孔，勉强地飞回来了。这时飞机工程师需要重新修补和巩固这架飞机的防御性，让它变得更安全。它的机身、机头、机翼附近以及机尾都有弹孔，你觉得最应该补哪些地方？
记者回答完，问他正确答案是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是：去加固那些没有被击中的地方——因为这架飞机飞回来了，就说明不加固这些布满弹孔的地方，它也回得来。
这是高中老师在一堂课里面讲过的例子，他一直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故事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很多做事方法，包括拍摄《但愿人长久》——我不在乎每一条是不是完美的，我允许那些“弹孔”的存在，但我一定要拍到我必须拍到的部分。对于第一部电影来说，让它成立，让所有观众接收到我想让他们看见的那部分，比拍一个没毛病的电影更加重要。我的作品有很多“弹孔”，当人们评价那些“弹孔”的时候，我确实是毫不在意的。
他取下夹在杯口的那只纸飞机，放到桌面上。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他不会后悔，当时的自己已经尽力了。
他知道，这架布满弹孔的“飞机” ，至少目前还很稳妥，它依然可以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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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文中配图由受访者提供，部分电影配图来自豆瓣剧照及《但愿人长久》预告片截取，图片不为商用，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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